50年代,出一本畅销书,能在北京买七间房
2019-10-13 15:17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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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: 看理想节目  来源:看理想 

几天前,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2018、2019两年的获奖者,分别是奥地利作家彼得•汉德克与波兰作家奥尔加•托卡尔丘克。

也许有人知道,关于这个文学界的最高奖项,获奖者除了获得奖牌和证书以外,还能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奖金——900万瑞典克朗,按照现在的汇率,大概是650万人民币。

虽然现在的几百万人民币依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,但仅仅指望拿奖金来买房置业,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话,依然有些勉强。

比如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者莫言就坦言道:“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,大房子,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,5万多一平米,750万奖金也就是120多平米。”

能功成名就、坐拥豪宅的作家毕竟是少数,现在的大部分作家依然在发愁生计,甚至只能把写作当成副业。

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50年代可能是一个作家普遍待遇最好的时代,那个时候写作是一份有五险一金的稳定职业,而畅销书作者又能拿多少稿费呢?

——不夸张地说,光是一本书的稿费,就够在北京买七间房。

这期节目,我们不读小说,谈谈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。

其中有两个因素,第一,是1949年后的作协体制,第二,是五六十年代的稿费和版税制度。

从这两点来看,1949年以后的作家,生活条件是非常优渥的,但它对中国文学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?

文学生产机制,对之后50年的中国小说有很大影响,也是中国文学跟世界很多其它国家、地区(包括香港、台湾)的文学很不相同的地方,也是学术界比较有争议的关键话题。

1.

当代文学从这里开始

所谓当代文学这个概念,在中国内地学界50年代后期出现,广泛使用是在70年代末以后。因为在英文里contemporary有当下、现在的意思,基本上就没有下限了,也就是现在的文学。

在香港、台湾所谓一般20世纪的文学里边,20世纪以后的文学都泛称叫现代文学,只有在中国内地学界,现代指的是1949年前,当代是1949年后,在大学里,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。

1949年7月2日-19日,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,一般我们简称叫第一次文代会,当代文学就始于这个会议,它不是从哪一部作品、哪一个作家开始。

在第一次文代会上,毛泽东出席、讲话,周恩来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周扬分别有报告,之前的筹委会,郭沫若是主任委员,茅盾、周扬是副主任委员。周扬说除了思想领导以外,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怎么领导呢?就是我们要讲的文联、作协。

郭沫若宣布,要成立专门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——文联,全称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它下面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,还有戏剧家协会、音乐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、曲艺家协会、电影家协会等等。

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,在1953年时改名叫中国作家协会。

中国作家协会名义上是群众组织,实际上当然也是群众组织,但是它有一个正部级的级别,跟全国文联是平级的。

也就是说,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里面,作协比其他的协会要高一个级别,作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受重视,这到底是好事,还是隐藏危机呢?我们以后会讨论。

尽管业界学者看法不一样,但是当代作家干部化却是一个基本事实,分歧只是,使知识分子,尤其是作家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,究竟是当初社会机制变化的结果呢?还是意识形态管理的动因?是果还是因?

一方面,我们要看到所谓作家的干部化是跟当时城市居民的单位制度有关。

毛泽东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上表示,“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及其它各种组织里”。

这种组织对农民来说,后来就是合作社,对城市人口来说就是各种单位。而作家当然也要有单位,要有级别。

但另一方面,作家又是与众不同的单位。1948年丁玲去苏联,访问了苏联作协领导法捷耶夫,问那里的作家是什么组织?据《胡风日记》记载,法捷耶夫说有全国性的中央组织,有《文学报》批评,出版前要有检查,还要保障作家权益等等。

所以后来中国的作协制度是部分参照了苏联的形式,作协主席第一届是茅盾,副主席是周扬、丁玲、巴金、柯仲平、老舍、冯雪锋、邵荃麟。

我想不管是单位制度的后果,还是意识形态的管理动机,总之20世纪的中国作家参加了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以后,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改变,这种身份改变对于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有非常复杂的影响。

我之前反复说过,现代作家从晚清到五四,到三四十年代,完全靠稿酬、版税生活的很少,他们在写作的同时,主要是“两个轮子”。

要么是编报纸、期刊,参与出版产业,比如说李伯元、吴趼人、曾朴、徐枕亚,沈雁冰(编《小说月报》)、叶圣陶、李劼人,甚至赵树理,他也做过编辑。

要么是做作家的同时,又当学者、教授,比方说周氏兄弟、郁达夫、许地山、叶圣陶、吴组缃、沈从文、老舍、路翎、钱钟书等等,这都是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读过的小说的作者。

这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偶然兼点官职,比方说鲁迅,他在做作家之前做过教育部的佥事;茅盾一度做过国民党宣传部的秘书,当时毛泽东代宣传部长;郁达夫杭州盖了风雨茅庐以后,一时缺钱,也在福建兼过一阵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。

但总之,作家生态要么出版,重读者、重传媒,要么教育,重启蒙、重学术。所以全部作家突然都做了公务员了、都做官了,这是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。

2.

在体制内工作的作家

在中国古代,当然如果说一些大家——柳宗元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苏东坡——都是官员,但也有很多文人,比如曹雪芹、蒲松龄,没有做官。

可是在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当中,只要你是作家,不被列入反动作家行列,你就是干部,你就有单位,有身份,有医疗,有生活保险。

更重要的是你有不同级别,好像文艺一级是张天翼、周立波、冰心等,二级有舒群、罗烽、白朗、陈企霞等等东北作家群,马烽、西戎、康濯等是三级。

我查了一下,文艺一级工资高于行政七级,行政七级等于今天的司局级或者至少是正处级。

说起来我也是中国作协会员,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十年后,曾经我还是上海作协专业作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,看到陈村、王安忆他们成为专业作家,我十分羡慕,作为专业作家就是说你就算不写东西,也有基本生活的保障。

90年代时,也有人建议要废除专业作家制度,甚至检讨作协这个有官方级别的群众团体,王蒙好像也说过,中国作家讲创作自由的时候就向西方看,讲作家待遇的时候就向苏俄看。

老一辈50年代的时候,那我见过左联作家,比方《红日》的作者吴强,他们住在上海非常高级的公寓里边,跟上海警备区的我忘了司令还是政委,是住在同样级别的房子里。

1953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一度动议说要取消文联,因为作协独立,其它下面很多协会,何必再要一个文联?

据说毛泽东不同意,说“有一个文联,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,享受一点荣誉,碍你什么事了?文联虚就虚嘛!”

可见,从起因上来讲,现在有的研究者说作家干部制不是为了控制作家,是要团结、供养老作家,这个是初心。

1956年时,据说刘少奇也动议过要作协的成员自给自足,取消单位供给,但也没有成功。

当然了到今天为止,作协的钱已经相对不重要了,但是理论上作家们还都是公务员。

3.

五六十年代的稿费与版税

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第二个重要条件,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稿费、版税制度。

这个制度其实经过很多次改动,它有两个主要特点,第一个就是稿费相对高,第二个就是稿费渐渐取代了版税。

依据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关于稿酬暂行办法的说明,说文学著作的稿费分四级,每千字是10块、12块、15块、18块,稿费就是一次给的。

另外印数也有一点关系,它分成不同的级别,1万、2万、3万、5万等等,总之你超过了一个印数以后,可以再多拿一次稿费,但是印得越多稿费越少。

比方说我一本书10万字,算千字15块,我印了1万本,我一次稿费就1500,以后每加印1万本,我拿不到1500了,都是有递减的,到了一定数字以后,每1万本我大概就拿300。

这个稿费标准什么概念呢?

我们知道50年代中国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是40块左右,如果他拿的是最低的稿费,每个月写4000字,就是一个中等生活水平,每个月写4000字,每天(只要)写100多个字。

我在香港常常跟有志于创作的文学青年算这么一笔账,因为他们老说50年代中国作家怎么怎么苦,怎么怎么运动多,我就告诉他们事情要分两方面看。

你今天在香港1000字有的200块,最高的可以高到1000块,但那是偶然的,我们就按照千字500来算,这还是比较多的,大学助教一个月是5万块的收入,换句话说,你要做到一个助教的收入,你每个月要写10万字。

刚才讲是每个月4000字,现在是要10万字,除了周末以外,每天要写4000字。假如你的稿费不够高,你1000字就200元的话,那你还写10万字,你的收入就是2万,香港普通职员水平。

我们也可以再倒过来讲,要是在50年代,咱们这位作家非常勤奋,他每千字就10块钱,他也写了个10万,那算算他多少钱?1000块。

那个时候每个月1000块是一个什么概念?

比较下来就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下作家的困难啦,民国时期,鲁迅为了版税,跟北新书局常常吵架,郁达夫写对联挂墙上说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。刚才不是讲了,不是到报社,就是到学校,非得兼职才行。

所以很多人只看到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在政治运动面前辛苦,他没想到这个胡萝卜也是挺香的,从经济收入来讲,罕见的优越。

那个年代的畅销书

所以张均在书里就非常夸张地计算说,《红旗谱》的作者梁斌,10万稿酬相当于1个普通工人200年不吃不用,《红岩》的作者罗广斌、杨益言,好像是20万。

这个是真的事情,陈梦家出了一本考古的书,在北京买了七间房。这种稿费标准,当然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,它是一种特殊的政策,是周扬、胡愈之、叶圣陶他们决定的。

胡愈之当时是负责全国的出版事项,我曾经见过他,帮他起草过纪念郁达夫的文章,叶圣陶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,而且当时的稿费还不用交税。

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,最高纪录是1956年胡乔木把《人民日报》杂文栏目稿费提高到千字20到50元,刘少奇说群众有反映,可是稿费不降反升。

1960年出现了另一件事情,在这之前是减少印数的稿酬,1960年那时就完全废除了版税了,也就是说你这个书一过审,它的收入就是固定的,跟印数和读者无关。

本来作家有两个上帝,一个是出版社,一个是读者,现在只剩下一个服务对象了,就是出版社以及上级审查部门,当代文学于是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

参考书目

陈思和、许子东、 [美] 王德威 主编:《一九四九以后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1

洪子诚: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7

洪子诚: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,香港青文书屋,1997

吴俊 、郭战涛:《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

陈思和: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》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8

陈思和:《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》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2

陈思和:《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·陈思和卷》,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

洪子诚:《问题与方法: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

洪子诚 、孟繁华:《当代文学关键词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

张军:《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(1919-1949)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8

李杨:《 50-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》,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2006

程光炜:《当代文学的"历史化" 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

程光炜、孟繁华: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

程光炜:《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

程光炜:《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》,郑州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5

孟繁华、 程光炜、陈晓明:《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5

程光炜:《文学史二十讲》,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16

王本朝:《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》,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7

陈晓明: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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